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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女士个人公号

　　（1900年李鸿章访问香港时与香港总督卜力合影，李鸿章左侧站立者为刘学询）

　　“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我觉得历史实在是太浩淼伟大了。我无非是一个对公共政策有着强烈兴趣的前小官僚、前小商人，喜好从历史的维度来琢磨一项公共政策相关的各种利益博弈，试图从中找出某种逻辑。”——雪珥

　　“历史也好，现实也好，不就是一群不甘于打酱油的人在互相博弈吗？刘学询一生都与一帮中国最牛的人在博弈，他打的是最牛的酱油。”“前小官吏”、“前小商人”、“民间历史拾荒者”雪珥这样评价其新著《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的主人公刘学询。

　　刘学询，晚清商二代、黑白红三道通吃的人物，时人称其“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其父刘述庭曾在美资公司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任买办，后任大清帝国海外中资企业“肇兴”公司的“出洋总办”。刘学询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商人，12岁以“不扫一室”明志，24岁中举，31岁中进士，35岁以候选道台的身份承包两广“闱姓”——一种以科举中榜者姓氏为赌博内容的博彩。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同一年，中法战争爆发，军费开支猛增，处在前线的广东穷到无钱发饷。1885年，经清廷同意，张之洞开放“闱姓”经营。六年之后，刘学询以440万元承包费加80万元“报效银”取得第二届“闱姓”经营权，成为两广的影子组织部长。

　　身跨红、白两道犹嫌不足，刘学询暗地里与孙中山联系，向其投诉赌款押解信息。抢劫这笔赌款成为“广州暴动”的目地之一。暴动结束后，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朝廷的案情报告中说，被捕案犯陆皓东供称“因闻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抢劫……”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日后也说：此次暴动的目标是赌款，是刘学询本人事先“告总理，谓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

　　人生在这样的险处开局，刘学询以后的经历更不平常。通过闱姓生意，他搭上张之洞的关系。在戊戌变法的变局里，积极为张之洞在军机处跑官，并因此结识荣禄，又通过其他渠道搭上当时的中央实力派庆亲王奕劻、学士刚毅、端郡王载漪。

　　戊戌变法次年，刘学询以清廷二品大员的身份秘密出使日本，谋求在中日之间建立密约。访日期间，刘学询至少三次“密会”孙中山，邀其回国效力。

　　1900年，义和团大乱，清廷重新启用李鸿章。李鸿章南下任两广总督，慈禧将刘学询交李“差遣委用”。此后，无论是协助李鸿章“打黑”还是联络各方豪杰谋立“两广共和国”，刘学询都是要角。

　　然而曾经左右逢源的赌王最后还是被时代列车甩在路旁。先是赌局到了尽头。以刘学询为大股东的博彩公司“宏丰”资金链断裂，官家对博彩业索要的承包款和报销金却分毫不减。继而广东全面禁赌。吃赌不成，刘学询一度想承包两广盐务，也未如愿。最后一条路似乎只剩下归隐山林。与别的寓翁不同，刘学询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暗地为孙中山提供政治献金，甚至为此欠上大清银行的债务。但最终，刘学询对革命的投资并未给他带来任何回报。1935年，刘学询掷完了人生最后一把骰子，撒手西去。

　　赌王身后，他在西湖边的豪宅庄园“水竹居”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刘庄”。1949年之后，刘庄成为西湖国宾馆的一部分。

　　1991年，雪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分配至浙江团省委工作，西湖国宾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场所。每到一有名堂的处所，对晚清历史感兴趣且有考据癖雪珥习惯将其历史考证清楚。朋友告诉他，“刘庄”原业主刘学询与八姨太生的儿子就在杭州。这位庶出的豪门之后，曾在1950年代跨国鸭绿江，参加韩战，希望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7年之后，被打成“右派”……

　　1999年雪珥移民澳洲，后回国下海，职业不同，他对晚清改革的兴趣却始终不移。2008年，雪珥出版第一本关于晚清改革的书时，署名“雪儿简司”。新近出版的《危险关系——晚清转型期的政商赌局》是他这一系列的第12本书。

　　如果不是意外得到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刘学询的记录抄本，刘庄或许会渐渐淡出雪珥的记忆。这份完成于1931年的访问记录本意是搜寻“总理（孙中山）”革命事迹。但这份访问记录从未公之于众。在《危险关系》的出版沙龙上，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说：“历史是复杂的，有干净的，也有不那么干净的。”“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访刘记录隐而不发，或是为尊者讳。

　　动笔写《危险关系》之前，雪珥到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查到了刘学询访问记录的原件。原件和抄件只有几字之差。

　　《危险关系》的出版沙龙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吴思、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北京大学教授胡泳等到场。吸引他们出面的是“雪珥”这个名字，更是“政商关系”这个话题。

　　在长江商学院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雪珥都给EMBA学员开设政商关系的选修课《权力与资本：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起源》、《主义与生意：中国商人政治参与史》。在这两门课上，刘学询的案例相当受欢迎。让雪珥意外的是，他的大部分学员都认为刘学询“十分成功”。

　　“在我自己眼里，刘学询实在是个悲剧人物”，雪珥说，他试图帮学员们从技术层面总结刘学询的教训，其中有一条是：在官场“接天线”有余，“接地气”不足，是刘学询最后垮台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得到了学员们热烈的认可。”

　　体制内如鱼得水，体制外如漆似胶

　　南方周末：在你的政商研究中，刘学询这个案例的意义何在？

　　雪珥：我研究过的古代商人有范蠡、子贡、吕不韦、桑弘羊……近代有胡雪岩、盛宣怀、张謇、刘鹗，当代的也不少。刘学询的特殊性在于：他是所谓“正途”出身的官员，考中过进士。胡雪岩、盛宣怀，都是捐班出身。这使刘学询能更为熟练地运用体制内的话语方式、体制内的各种资源，比如师生同学关系。体制对他更容易接受。刘学询能承接官方的博彩业，与这种出身有很大关系。即便在非他本人承包的第一届“闱姓”博彩，他也是顶层设计的推动者与参与者。这一点，近代著名的商人中，只有状元出身的张謇与他相仿。

　　刘学询参与的很多政治活动，如资助孙中山造反、推动中日结盟等，与他的生意并无关联。像胡雪岩、盛宣怀，他们的政治活动，基本还是为其商业利益服务。这一点，同样也只有张謇与刘学询相仿，张謇参与立宪运动，与其工商业也无直接利害关系。刘学询与张謇的不同，是他对黑、白、红三道的深度影响力。与他相比，胡雪岩少了些文化，也少了些对政治的深刻洞察；盛宣怀及张謇少了匪气，少了些左右逢源、官“匪”通吃的勇气。

　　刘学询从事的是所谓的“偏门”生意，这类生意的最大特点，是不仅要与官家周旋，还要与黑道周旋。这也是另一种维度上的“政商关系”——不仅是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商人与所有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

　　南方周末：刘学询的“不扫一室”可否理解为一种朦胧的政治参与意识？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刘学询一次次跟官家、造反者互动，按照书中说法是参与“赌局”，似乎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目标，如果尽如其意，他扫天下会是怎样的扫法？

　　雪珥：刘学询的“不扫一室”，不是朦胧的，而是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他用以政治参与的资本，一是“学而优则仕”带来的体制内身份、经验与人脉；二是经商所带来的财富。既在体制内如鱼得水，又与体制外的造反者如胶似漆，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罕见的。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说他有帝王思想，大约也没说错。只是，在那个三千年未有的大转型期，有着“逐鹿问鼎”梦想的人，绝非刘一人。孙中山在1900年用“大皇帝”的诱饵向刘学询筹款，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

　　至于刘学询是否有明确的政治伦理与政治目标，因为史料实在太少了。倘若真如冯自由说的刘无非是做着帝王梦，这样的人在国史中有无数参照物。在他晚年接受国民党党史会访谈的记录里，刘的政治伦理与政治目标，与当时中国精英们并无太大区别。甚至在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争执中，他的立场也是偏向陈炯明的。

　　南方周末：刘学询从人生的几件大事——从事闱姓特许经营、充任秘密访日的特使、协助李鸿章主政广州、赞助孙中山，中得到了什么？我觉得他打了一辈子酱油。

　　雪珥：后来者纵观刘学询的一生：折腾了那么多，一事无成，的确是打了一辈子的酱油。人类大多数，除了少数被载入史册之外，一辈子大约也只是打打酱油而已。

　　问题在于，每一个最后被证明了只是打酱油的人，当时都以为自己不可能仅仅打酱油、做配角，而可能成为主角。历史也好，现实也好，不就是一群不甘于打酱油的人在互相博弈吗？刘一生都与一帮中国最牛的人在博弈，这样的打酱油，打的也是最牛的酱油了。

　　具体到刘学询本人，他对每大事的参与，其初始的野心都是不小的。承接“闱姓”博彩，不仅为了致富，还为了“闱姓”足以左右地方官场。

　　至于推动中日结盟、协助李鸿章治粤，一方面是其官方身份所需接受的工作安排，另一方面，他要获取更多的政经资源，必须在体制内不断经营、结网。访日的推动者之一是刘的老师杨崇伊，倘若访日成功，中日果然结为同盟，中国的国际国内定位将大不相同，杨氏及其幕后的庆亲王、乃至慈禧的地位也将大不相同，这对刘绝非可以忽略的利益。

　　协助李鸿章治粤，近则直接关系到刘学询本人生意所在地的稳定与繁荣，远则关系到他在华南政商布局中的升级。倘或在刘推动下，李鸿章与孙中山真地搞了所谓的“两广共和国”，刘的地位又将如何？

　　至于赞助孙中山造反，我也一直想不通他究竟是有什么算盘。这可是谋逆的大罪，风险极大。照常理推测，高风险背后是高收益。究竟是什么？史料阙如。

　　刘学询一生事业，最感挫折的，应该是一贯冒险资助革命，革命成功后自己却成了受害者。这不仅是辛亥革命中的荒诞之处，大约也是所有暴力革命的荒诞之处。

　　转型期与博彩业

　　南方周末：开头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闱姓起于社会最底层，赌的内容却能撼动一个国家的统治基础并渐次风行全社会，这本该是君子不耻的买卖，却成为官家要依赖的重要产业，吸引像刘学询这样智商、情商一流的能人投身其中，甚至革命党也要来分一杯羹。这是末世独有的“风景”还是常态？

　　雪珥：中国一贯推崇所谓“以德治国”。道德的工具性运用，被作为维稳的主要利器。但“德治”所构建的是仅仅是秩序，而非真正的道德。中国赌博的历史，从先秦的“六博”开始。历朝都禁赌，但收效并不稳定。有趣的是，历朝对待性产业却比对待赌博开明。从管仲创设国营妓院作为财政新的增长点开始，至明一代，一直繁荣“娼”盛。清王朝曾严禁赌、娼，但到了晚清，又都在官方鼓励下放开了。

　　晚清由政府主导博彩，确是中国历史上的新鲜事物。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末世”现象，不如说是“转型期”现象。

　　1884年“闱姓”正式推行的时候，清帝国的改革蒸蒸日上。这年虽然在越南和朝鲜两个方向都有严峻的国防危机，但两个方向的战争本身都是获胜的。在当时以英俄矛盾与冲突为主的全球政治版图上，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是大大增强的。次年，甚至英俄两国都希望中国在东北亚扮演更为积极的、更负责任的大国角色。这也是1885年北洋海军第一次实兵演练、巡游东北亚的大背景。

　　在改革初见成效的同时，清帝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短板效应更加明显，转型期的财政支出却日趋庞大。

　　自太平天国大动乱之后，原先以“奏销（清代财政制度，各省把财务收支情况定期向中央册报请销，中央再以此决定各省的预算）”为特点的财税体系不复存在，地方在财政上的分离主义倾向更为严峻。面临突发开支，中央只能对地方、尤其对富裕地方临时动员。这种相当随性的财政汲取方式，给富裕省份增加巨大的额外压力。张之洞开赌，最初就是为了应对两广承担的中法战争的巨额费用。财政上的病急乱投医，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转型期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体现——当博彩还能从民间汲取巨额财政收入时，说明民间还是有足够油水的。

　　至于各种势力分羹，但凡有油水的地方，莫不如此，与油水的来源是否“君子不耻”没有关系。

　　“官督商办”没有原罪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官家向刘学询们征收巨额的承包费、报效银、摊牌，你用了“杀鸡取卵”这个词。事实上，当时清帝国对一切官督商办的企业都杀鸡取卵。这种情况下，除了刘学询这种选择，商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张謇算不算一个成功案例？

　　雪珥：我不同意您对清帝国与其官督商办企业关系的表述。实际上，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要对晚清的官督商办重新认识，不能用泛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判断一种制度创新。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在当时是有合理性的，后来也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问题核心并不在于是否要“官督商办”，而是如何“官督商办”。

　　同样奉行“官督商办”的日本就远比中国有效率。日本的“官督商办”，在制度和规则设计上，比中国的要精细得多。日本无论政商都对规则设计给予了高度重视，而中国则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都喜欢模糊。百年后回望这段历史，不能将官督商办的失败简单地归咎于“政”与“商”的对立博弈，而应探究其中的技术细节。

　　为什么要搞“官督商办”？为什么晚清开始改革时要放弃“纯国有”的所有制路径？

　　第一，当时中国底子太薄。经过了太平天国动乱等，政府穷到没有军饷的地步，只好授权曾国藩他们就地筹粮筹款，设立厘金（1853年到1930年代对国内贸易征收的商业税。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等于把征税权下放了，而后来地方财政对厘金过度依赖和混乱管理，仅“病商”，也对整体财政产生极大的伤害，并进一步削弱中央的权威资源。

　　第二，财政制度原始。当时主要的收入还是靠土地税。土地税从康熙五十年开始“永不加赋”。因此政府财政总的收入是基本恒定的。面临特殊开支的时候，比如战争、灾荒，就难以应对。

　　第三，实践已经证明，纯国有经营效率非常低。当时已经设立的几家国有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巨额投资并未产生相应的回报，浪费、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甚至到了造军舰不如买军舰便宜的地步。这背后，除了技术原因之外，就是在漫长的制造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在寻租。

　　为什么放弃“纯民营”的所有制路径？

　　第一、民营同样面临着资本薄弱的问题，而且比国有资本更麻烦的是，中国并没有培育出一个有效的融资体系和信用交易平台。此前，从哥伦布航海时代开始一直到1800年，有一个400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外贸体。但是，中国却没有一个相应的金融体系，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以垄断外贸经营的广东“十三行”为例，大多数行商都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外贸，而国内的融资成本十分高昂，甚至达到了年息六分（60%）的地步，因此，行商们不得不从西方大量借钱，导致西方热钱涌入。由于缺乏信用平台，有钱人并不把投资工商业作为首选，即便盛宣怀这样的近代化先驱，他的大多数家产也还是房地产或者土地——骨子里感觉还是这个可靠。

　　第二、“纯民营”无法抵抗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基层官吏的侵害。举个例子，9家官督商办煤矿，除开平煤矿是名副其实的官督商办之外，其余8家煤矿都只是戴了“红帽子”而已，政府并没有派人督办，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红帽子”，企业无力应对当地的官吏、地痞流氓以及怕破坏风水、祖坟的保守村民。

　　推行“官督商办”，权力在中国资本主义起步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是正面的。中国资本主义起步存在两大问题：资本稀缺和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稀缺。只有政府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失。大多数大型企业起步时，都依靠政府的直接融资。轮船招商局起步时，筹不到钱，政府拿出了20万串军费。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开平煤矿……都靠财政投入才得以诞生、得以维持。清政府坚持一点：即便投资额巨大，也尽量不在企业占股，所投资金作为贷款，并且是低息、甚至无息的。政府把这么多钱投在其中，派人监管，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监管的模式、方式、效率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此外，政府还提供了市场和“身份”。市场就是所谓的“专利”——办一家企业，就规定在方圆多少范围内、多少年内，不再批准第二家，以确保这家企业的市场地位。像招商局作为航运企业，就享受了垄断政府运输业务的“专利”，比如漕粮。它的运费大大高于外资航运公司，但政府还是选用它。这种扶持，企业起步时的确有极大的帮助，也扶得久了，企业对此也形成了依赖，最后还是害了这个企业。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企业家的扶持，还包括给企业家一定的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的授予或者获取，主要的渠道就是“捐纳”，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卖官”。其实，“卖官”的说法并不确切。自秦代开始，历代都有捐纳，但一般是只“鬻爵”不“卖官”，捐纳者获得的仅仅是政治身份和礼遇，并不实际掌握权力。这是底线。晚清，底线总是被突破，捐纳者能够获得实职，这就加剧了官僚机器的腐烂和政权的崩溃。提升企业家政治身份的另一种路径，是官员们带着“救生圈”下海。这些官员企业家，一身两制，最初固然有率先垂范、鼓励工商的作用，但后来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与民争利”。

　　总之，没有权力的扶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起步的。在推行“官督商办”这种混合所有制的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是显著的。但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后来发展成种种弊端。本来，资本市场是可以由投资者用脚投票的。官督商办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都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基本虚置。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都集中在政府监管部门手中。政府所任命的高管，与股东们的利益未必一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刘学询、张謇等人，可说别无选择。

　　为什么恭亲王越来越受待见

　　南方周末：书中对慈禧、荣禄、庆亲王的评价都是“改革派”，对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唐才常的评价都是“野心家”。如果当权派都是改革者，晚清的棋不就好下了吗？

　　雪珥：慈禧、荣禄、庆亲王等人，的确都还是改革派，但“当权派”未必都是改革者。历史的真实，并不是按照脸谱来划分的。这几年研究改革史，我有个有趣的发现：但凡在体制内第一线的，比如地方督抚、中央经济部门长官，往往是改革的，或者表现为改革的；但凡在体制内第二线甚至第三线的，比如御史、翰林等，往往是保守的，或者表现得相对保守。这并非其思想意识的差异，主要是地位、立场使然，其实骨子里都是本位主义，屁股决定脑袋。一旦身份改变，往往其想法、说法、做法也会改变。美国人当时就很钦佩恭亲王的柔性改革，他将那些反改革的大臣放到改革第一线去挑担，这些大臣最后往往成了改革的先锋。

　　改革者如果成为体制的主流，国家的棋是否如你所说都好下了呢？我的观察恰恰相反。当改革成为彻底的主旋律，反改革的声音不再存在，改革反而更为复杂：利益博弈都以改革的名义进行了，“敌手”的标识不再清晰、壁垒不再分明，这时的改革反而更为艰难。在《国运1909》里，我对此有细致描述。

　　至于对体制外的豪杰，我多称其为“野心者”，这并无贬义。野心、雄心，或者所谓的伟大理想，不就是一回事吗？人的行为，一是在势禁形格之下，可行的选项未必多；二是正常人的行为都是遵循经济人理性的，趋利避害，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卑鄙，尤其在中国，各种原教旨主义的人绝对是稀缺的——当然，伪装成原教旨主义者的戏子从来不会少。政治人物的行为特征，在夺权阶段与执政阶段，区别可谓天壤，立场决定的。

　　南方周末：你的头衔中有一个是“文化部恭王府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你对恭亲王的兴趣始自何时？你提到过，周恩来对恭王府和恭亲王也有特别的关注。今日的政商高层对恭亲王依然感兴趣吗？

　　雪珥：我对恭亲王奕?的兴趣，与我对近代改革史的兴趣一样持久。最初在体制内，对清代改革萌生兴趣时，就关注到了恭亲王在执掌这个国家政权的时候，才28岁，与我一样年轻，当时就好奇他如何去面对这条巨大的破旧的航船呢？后来有机会写出了《绝版恭亲王》（再版书名《帝国政改》，已改编成电视剧《帝国黄昏》）。

　　今日的政商高层，从我个人的接触来看，都对恭亲王极其感兴趣。您有机会到恭王府去，了解下近些年都有哪些政商高层去参观过，当然很多人、包括我的EMBA学员，都是悄悄去的。恭王府是目前全国经营得最好得文博机构之一，此前主要是靠“和珅府”的招牌，不少旅游团就是来看和珅家腐败到什么程度。如今，冲着恭亲王来看的人越来越多了。

　　恭亲王奕?的曾孙毓嶦先生，今年93岁了，我们算是忘年交。他是溥仪封的最后一任恭亲王。他曾说要感谢我给他祖上“平反”。我说我哪有这么大的权力，你家祖上越来越受待见，是因为中国发展到了这一步，大家越来越体谅到当家难。

　　《绝版恭亲王》腰封的广告词是我自己拟的：“当家难！当中国的家更难！当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家难上加难！”这不是为当家人辩解，而是为当家这个位置辩解。在中国式的政治更替中，当家人可以不足为惜，但无论通过什么路子上来，新的当家人依然要面对当家难。因此，我总是不识相地呼吁中国人要少些推倒重来的革命思维。左右都不喜欢这种论调，左的怀疑你在质疑他的历史，右的有怀疑你在阻碍他的未来，但左右基本都不思考：如何当家、如何应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恰恰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昔日的水竹居）